在形形色色的提問中，有一類是我最不待見的：「我的男朋友/同事/老板是一個自戀+邊緣型人格障礙/妄想癥患者/偏執狂，怎麼辦？這種人是不是只能分手/送醫/離他遠一點？」沒有溝通，沒
在形形色色的提問中，有一類是我最不待見的：
「我的男朋友/同事/老板是一個自戀+邊緣型人格障礙/妄想癥患者/偏執狂，怎麼辦？這種人是不是只能分手/送醫/離他遠一點？」
沒有溝通，沒有記錄，只給了一條（來路可疑的）診斷，沒了。我看到這種話，就忍不住想問這個提問的人：你從哪里得到的這種診斷印象？誰教的？教你診斷的人是在教你幫助這個人嗎，還是在為你提供一種單方面審判別人的理論武器？
在過去，診斷只能由專業人員來做，還要遵循特定的倫理，避免給人加重負擔。到了自媒體時代當然管不住了，所以，只能每個人自己約束自己。
上周回答問題，有一個女生說她非常介意男朋友跟某個異性來往，結果呢，被男生定義為「控制狂」，男生認為自己的言行很正常啊，女生不滿意是她自己的心理有問題。有讀者發現我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特別有針對性，不如平常那麼中立：
對，這件事上我是有強烈的態度。
我反感一切為了自身利益，給別人扣帽子的行為。「反感」這個詞有點重，但我認真想了想，還是用了。在我這里就有這麼重。我在大學教過一門課：《異常心理學（Abnormal Psychology）》——這門課從前翻譯為《變態心理學》，后來改了，因為「變態」在中文語境里有一些侮辱的意味。我從第一節課開始，就反復告誡選課的學生，我教你們不同的癥狀和診斷，是為了你們以后跟不同的人打交道，多可以一些角度理解和幫助他們，而不是多一種標簽去否定，壓制，傷害他們。
病是什麼呢？病是當事人的痛苦。
我想起床，起不來，我懷疑自己有病。這是我根據自己的行動意愿，發現我想做的事情出現了障礙，我覺得痛苦。接受檢查也好，吃藥也好，都是我自主意愿的體現。但如果另一個人看到我早上不起床，說我有病，這個事的性質就完全變了。這是從他的立場來審判我。他希望我早起，不能如愿，就把這件事說成是我的問題，并且通過診斷，隱隱否決了我抗辯的可能。這不是在幫我（雖然他可能會說「我都是為了你好」），而是對我的壓制。
如果無法辨別這兩種態度之間的差異，有一個更淺顯的原則——只要當事人本身沒有需求，就不能隨便定義他們有病（也許要加一句，精神病性的表現除外，但就算是這一點，在精神病學和司法領域還存在爭議）。我的學生基本都養成了這種習慣。每當被問「某人這種表現，是不是XX病」的時候，他們都要反問：他/她自己接受這種狀態嗎？假如對方沒有意愿，請不要把別人當成病人看待。
你可能會說，這不是基本的尊重嗎。
就是基本的尊重。但反而是掌握話語權的權威，更容易忽視這種尊重。在非專業的場合，比如自媒體上，一會兒界定這種表現是病，那種性格是病，還都是貌似公正的科普。不聽不行，不然就是諱疾忌醫。這種傳播，可能傷害了一些人而不自知。
現實的例子容易得罪人，還是拿《奇葩說》舉例吧。上上周，有一期辯題是恐婚要不要吃藥。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交鋒，發生在對「恐婚癥」的定義上。一方不遺余力地把它刻畫成是病態的恐懼，發起病來不可理喻。另一方是這樣反駁的。首先他們承認這個世界上確實有極少數的病人，但是正常人也可能害怕結婚啊，害怕也是一種合理的情緒啊，它什麼時候才是問題呢？——在另一方渴望結婚的時候。所以問題來了：「一方非結婚不可，另一方害怕結婚，那憑什麼害怕結婚的就是有病，就要改變，而非結婚不可就不用改變呢？」
我同意這個說法，我的主張比這個還要更極致。我甚至認為那「極少數的病人」都是被定義出來的。只要這些人自己可以接受，他們也不必把自己（極端的情緒和偏好）說成是一種病。至于身邊那些利益相關人士，就更沒有權力指手畫腳。
這是不是說疾病就不該有診斷和科普呢？當然不是。這些知識很寶貴，可以用來幫助當事人。一個人感到痛苦，他可以從診斷知識里得到一些解釋，確認自己在一個怎樣的狀態，屬于怎樣一類人，他得到了慰藉，甚至得到了明確的改善方法。這就是在造福。但如果他本人沒有意愿，是其他人強行定義他在一個怎樣的狀態，屬于怎樣一類人。這就可能是在作惡，就像強行扶老奶奶過馬路。
你也許看到了，定義誰有病是一種權力。這種權力發生在醫學領域，但影響力不只是醫學領域，因為它同時是在定義誰是正常，正確的，誰應當受到社會的贊許，誰有資格命令誰，誰的意見不值得采納。「她是病人！她不結婚都是因為有病！」
人格障礙、情緒障礙、各種在婚姻和家庭中被定義的「病」，這些名詞是重災區。兩個人相處出了問題，過不到一塊去，就必須找出其中一個有病，看主流話語更青睞誰了。一方的性格只要符合診斷書上的某些描述，好，她是病人，她有人格障礙，另一方就是正常人。勝負已分。如果你屬于多數人，你會喜歡這種分類。但是小心，說不定哪一天，你也可能變成其他人眼中的「少數」。
你就會發現無從抗辯。這種思維方式簡單，省事，并且有一種細不可察的邪惡。
想結婚的人可以把另一半害怕結婚定義成一種病，鼓吹996福報的老板也可以把員工不喜歡加班定義成一種病，盼著孩子出人頭地的父母可以把打游戲定義成一種病，喜歡社交的人把別人享受獨處定義成一種病。——事實上，很多人早就在無師自通地這麼做了。任何訴求這樣都可以顯得天經地義：「我跟別的女孩這樣聊天很正常，你不能鬧脾氣！」為什麼不能？「因為這是一種病！」
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，記錄過一次公開的咨詢演示。來訪者是一個成年的女性，在父母家人的要求下結了婚，但一直跟丈夫沒有性關系，因為受到童年時性創傷的影響（你聽聽，受影響，直接坐實了病態）。咨詢師的工作，被定義為幫她「療愈」創傷，也就是把這個礙事的東西搬走。她就回到正軌了，大家都如愿了：丈夫可以如愿以償和妻子發生關系，咨詢師可以證明自己的價值，父母也有望享受抱孫的樂趣……那次演示我是咨詢師，我一遍遍問來訪者，這樣可以嗎？是你想要的嗎？
她說不是。用微小的聲音，非常猶疑的態度。
她不確定自己可不可以叫停。因為聽起來好像只有她有問題，她的意志被鎮壓在一張診斷書下面：「親愛的，你有創傷，你這樣想是因為你生病了」。所以呢？所以她抵觸結婚，抵觸跟這個男人分享身體，這些意見都不算數了。一旦把她定義成病人，她就必須敞開擁抱這段婚姻，這才健康……
誰能保證將來這種事不會落到自己頭上？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如果不愿意任人擺布，現在就不要輕易用診斷擺布別人，「她這是典型的人格障礙」，好像全世界的道理都在你這邊了。
什麼障礙，不就是你們處不來嗎？
真的，你直接說：「我們兩個石頭剪刀布，誰贏了聽誰的」，我覺得這樣解決問題都要更合理一點。你們真正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？說白了就是兩個人的想法不一樣，你希望她讓渡自己的意志，服從你。——就這麼點破事，非要上升到醫學層面才能解決嗎？世界上不服從你的人多了，不服從可以談判啊。可以講道理，可以交易，可以爭吵，甚至打一架行不行？過份了咱們就報警，談不攏了就一拍兩散，找別的能談的人不行嗎？何況在我看來，大部分的情況下都能談，只要條件給夠。
（當然你會想：憑什麼要我條件給夠？明明她是病人，她就該無條件聽我的！——這就是問題所在啊。想一想，萬一下次你被當成病人呢？）
拒絕這種思維，是為了有一天保護我們自己。
我一直說，跟意見相左的人相處是一種能力。使用這種能力的先決條件，是你愿意使用。如果存在一種更簡單省事——同時也更邪惡——的方法，幫你直接把對方貶為病人，讓他無條件服從你（和主流）的意愿，不只251天，而是余下一輩子。你是否能抵制它的誘惑，繼續主張對方的權利？
你的回答，決定了這個世界會不會好一點。
有人還在擔心：萬一他是反社會人格障礙呢？萬一他在犯罪呢？對了！戀童！萬一他有戀童癖呢？還要尊重他們是「正常人」嗎？——每次聽到這種滑坡謬誤的反駁，我都很灰心，但還是要鼓足力氣再說一遍：有錯的是行為，不是病。法制社會不需要診斷也能對付這些行為，該抓抓，該判判。
但就算是犯罪嫌疑人，在充分論證之前，我仍然不會假定他們有「病」（有些時候，有病反而會減輕他們的刑罰）。治病是個人的選擇，刑罰是社會的公器，兩者不能混同。以及戀童癖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大家舉反例都會想到戀童癖，一副「這種人渣我看你怎麼辯護」的樣子。作為《異常心理學》老師，我真想好好吐槽一下中文翻譯里的這癖那癖，自帶猥瑣感，好像默認這些人都是社會渣滓。這就是我說的惡啊。戀童癖是一種病，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是一種罪行，如果不把兩者區分開，我們要怎麼幫助那些有病卻沒有犯罪的人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