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偶像在一起,真的每天都能過得比蜜還甜嗎?

解夢佬 5 0

最近看了很火的綜藝《幸福三重奏2》,想聊點關于愛情的感受。記得韓國女星李孝利在結婚隱居之后,被媒體采訪「為什麼會跟一個長得并不好看,也沒有錢的藝術家在一起」。她說:「哥哥(李尚

最近看了很火的綜藝《幸福三重奏2》,想聊點關于愛情的感受。

記得韓國女星李孝利在結婚隱居之后,被媒體采訪「為什麼會跟一個長得并不好看,也沒有錢的藝術家在一起」。她說:「哥哥(李尚順)有才華,而我卻只有錢。他能給我安定感,長得丑又怎麼了,我覺得帥就行了。」

感情中的仰望和敬佩,不一定要是人前的主流大眾的仰慕,而且兩個人在相處中親自看到的東西。

在《幸福三重奏2》中的吉娜對郎朗表現出來的感情,也恰恰是一個「大部分人get不到」,而兩人之間「你知我知」的情感。

「怎麼都順眼」這樣的感覺,除了來自于兩方長時間的相處與磨合,也一定來自于兩方的性吸引力。

很難有妻子會說,我老公掙錢多,雖然對我不好,但我看他眼睛特別好看,腿特別長。

也很難有丈夫會說,我妻子長得好看,雖然我們關系不好,我就是越看她越美。

我曾經看過一個關于婚姻的TED演講,叫做《維系長期性伴侶關系的奧秘》。演講者是一位來自比利時的兩性專家Esther Perel。她說道,她的父母都是二戰大屠殺的幸存者,而且他們都是雙方家里唯一的幸存者。

Perel從小在一個大屠殺幸存者社區中長大,很清楚地看到身邊有兩類夫妻,一類是「經歷過大屠殺沒有死的」,而另一類是「經歷過大屠殺活下來的」。

「沒有死」和「活下來」是有很大區別的:「沒有死」是一種消極的狀態,這個人雖然身體僥幸活了下來,但心已經死了。「活下來」則是一種積極的狀態,在集中營里,這些人的心仍然是活著的,解放之后,只需要重新把心打開。

她提到,這兩種關系就如婚姻關系一樣。而兩者最大的區別,就是感情中對對方的「性想象」。

「在巨大的人生變故之后,你如何重構自己,如何把那種能量,生命力,活潑感帶回來。活潑感是有其中深意的,它有目的,有創造性,有游戲性,有一個人自己生命的意義。」

這種「性想象」則是一種獨立于我們對對方的「需要」之外的情感。它完全不來自于索取,甚至也不來自于另外一方做了什麼。

「性想象」就是一出健康的獨角戲。

我曾經聽一個女性朋友跟我說,她在30歲的時候迷上了追星,迷戀一個比她小10歲的男演員,接機演唱會都會去。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支持她,因為每次在她看完跟偶像有關的圖片或者微博之后,她的心情都會非常好。

而很有意思的是,她的這種存在于想象中的,與她偶像的關系,其實讓她和她男朋友在實際生活中的關系越來越好了。

這種感受我也體驗過。有一段時間偶然看到費翔在87年春晚上的表演,覺得他實在是太帥了,每天都在看他的視頻。而只要我看完他的視頻,再和男朋友打電話,就會感覺到上一個視頻里激發我腦海里的多巴胺,讓我以同樣的激動與熱情去對待男朋友。

所以,也許并不是「和偶像在一起,每一天都真的能過得比蜜還甜」,而是「保持對愛情的想象,每一天都真的能過得比蜜還甜」。

法國作家,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作者普魯斯特說,我們的想象力讓我們愛,而不是愛讓我們愛。

在看吉娜與郎朗的關系中時,我不由得想到這種「想象力」對于親密關系的巨大影響。在吉娜抱著郎朗的時候,可以看到她不論郎朗的反應如何,她沉浸在自己對對方的想象中。

郎朗吃毛豆以后,她也要湊過去聞一聞:「你怎麼這麼好聞?」

看著郎朗的腿,她會贊嘆:「大長腿」!

看著郎朗的眼睛,她會說「你的眼睛怎麼這麼好看」。

其實不管她聞到的是什麼,她都是在這種想象中最大的受益者。

而這些只有墜入愛河的人才能說得出的贊美,郎朗可能很少在家中聽到。

要知道郎朗從小被父母超嚴格教育,父母給他的愛并不是「無條件」的。

郎朗媽媽曾經在自述中說道,因為小時候郎朗要去北京練琴,她需要自己一個人留在沈陽掙錢。

郎國任(郎爸)對兒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,恨不得兒子在睡夢中都在練琴。一次,我本來準備好了去北京,臨出門前,郎國任打來電話說:「你不要來了。」

我詫異地說:「我都準備好了,再說郎朗想我了,我也想他了。」

郎國任冷硬地說:「正因為這個,你不要來。你一來,郎朗就會戀著你,就不專心練琴了。」

放下行李,我泣不成聲。

而吉娜給他的是一種與父母之愛不一樣的東西,她在讓自己開心,她不需要郎朗成為什麼,她只需要這一個對象,就可以充滿甜蜜。

陳意涵和許富翔一對也是如此,當他們在做給對方的橡皮玩偶之時,陳意涵按照自己的想法捏出了許富翔,同時,兩個人也一起捏出了他們眼中的一家人。

這人偶背后,藏的也是對對方的想象。

這種對于愛情對方的性想象力,讓我想到了人類對于遠方的浪漫想象:

如同一個小時候總是看美國大片的小孩有一天去了美國,每一個城市的小細節都會讓ta感覺身在電影中,對當地人來說的普通生活因為在文字和影像中被激發過想象力,于是在這個外國人身上變成了「浪漫的」、「美好的」,即使是街頭偷竊也會被蒙上一層新奇的面紗。

然而這些因為美國電影而去美國的移民,也會遇到現實中的問題:當他們對于一個地方的新鮮感逐漸消退,想象力逐漸削減,當自己發現自己可能并不是某個浪漫電影中的主人公時,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想象力會被一種對熟悉感的追尋所取代。

最后,這樣的性想象會慢慢被磨平棱角,變成了一種不再張揚,比較溫暖的感受,如同張國立畫妻子鄧婕,雖然畫得被鄧婕稱為「兇神惡煞」,兩個人還是都笑到了一塊:

這種想象力,如果說大一點,也可以是雙方共同在創造一種對于未來的憧憬。

而有了想象力,本身單一的二人生活便會增加層次,被賦予了能量,生命力與活潑感。

在郎朗的事業生涯采訪中,他曾經談到自己多次對未來感到灰心。每一次想放棄的時候,當他再次彈起熟悉的曲子,會在心里想:「這首曲子太好聽了,我為什麼要放棄它呢?」。

對于想要留存浪漫的伴侶而言,性想象力如同熟悉的曲子,它只要被激發,便會回到當初最先愛上對方,看對方「哪里都順眼」的時候。

看《幸福三重奏2》里的三對夫婦,會想到Esther Perel說的:「在這個年代的現代人,我們往往有兩到三次婚姻,而我們其中有些人會選擇跟同一個人進行這兩到三次婚姻。」

很多時候,不是對方變了,而是我們失去了看到將對方加入我們劇情中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