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屋里吃東西，叔叔進來后就把手伸進我的褲子里亂摸，當時我嚇得不敢出聲，死死地咬住嘴里的餅，盯著他看。”這是一個女性來訪者，和我描述童年的一段創傷記憶，最痛苦的是，她的父親知
“我在屋里吃東西，叔叔進來后就把手伸進我的褲子里亂摸，當時我嚇得不敢出聲，死死地咬住嘴里的餅，盯著他看。”
這是一個女性來訪者，和我描述童年的一段創傷記憶，最痛苦的是，她的父親知道這件事后，選擇了無視，讓母親和來訪者保守秘密，不要說出去，因為那樣家里會“沒面子”。
我們的咨訪關系也很“奇特”，她不一定什麼時候出現預約，然后又消失一段時間，作為男性心理咨詢師，我可能承載了對方及其復雜的移情，她需要反復地“試探”我，才能建立信任的關系。
根據數據統計，僅在2016年媒體曝光的兒童性侵案件就高達433起。請注意，這只是被媒體曝光的數據，還這之下，還有海量的隱藏案件，沒有被發現。
除了性侵，還有更為明顯的校園霸凌事件，也在逐年上升。
近期，一則新聞在網上炸開了鍋，河南許昌禹州，一個女童被三名男同學惡意的在眼睛里塞進去紙片，家長發現后，到學校了解情況，校長的回應卻是：“七八歲的小孩沒有惡意，在一起就是玩了”。
這樣冷血的回答，讓人感到惡心和憤怒。
成人的世界沒有容易二字，兒童的成長，也可謂步步驚心，不僅要面對父母的各種心理狀態，還要應對學業的壓力，無處不在的競爭，以及可能發生的校園霸凌和性侵事件。
為什麼兒童越承受傷害，成人卻越冷漠呢？
1.
扭曲的超我
我們的傳統是，無論出了什麼事，首先是要抓一個人負責，意味著被抓住責任人，要面臨職務降低，甚至失去工作的風險。
但到這一步就結束了，問題的核心并沒有解決。
這次的“紙片塞眼”事件，校長和班主任被通報批評，寫檢討書，學生家長當面賠償道歉，具體施惡的三人，因為“還是個孩子”，以批評教育為主，好像局外人一樣。
這會給孩子的心理給予一個怎樣的暗示？
大連14歲男孩，在殺人后還在班級群里炫耀：“我虛歲14。”并把受害者母親哭泣的視頻錄下來欣賞，他深知法律奈何不了他。而且，個人信息還會被保密。
成人世界亦是如此，幾年前臭名昭著的南京法官事件，開啟了不扶老人的熱潮。今年的福建趙宇案，這個退伍軍人看到鄰居女孩被陌生男子騷擾，前去制止，結果反被控告故意傷人，在拘留所里度過14天，連自己孩子的出生都沒趕上。
涉嫌強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，卻天天在家打麻將，等待趙宇賠償。
后來，全國媒體反復曝光，案件的走向發生了變化，檢察院最終認定趙宇為見義勇為。
社會的象征性“超我”法律的導向性很重要，它不能嚴格扼制本性中的助人行為，摧毀人的同理心，讓冷漠成為潮流。
這樣的破壞性巨大，出現類似的案件時，冷漠成了下意識的反應，并會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父母接收了這樣的信息，會無意識地傳遞給孩子。
而在冷漠過后的羞愧與自責，會被人們回避、否認，用謊言和憤怒，或者某種變形的方式掩蓋，集體心理的狀態就會浮動于不健康的邊緣。
2.
受挫的自戀
當被定位某件事情的責任人時，等待他的，將會是各種具體的懲罰和身份的喪失，這里帶來了一個道德博弈，如果隱瞞成功，他可能會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但會帶來一些超我層面的壓力，事情被發現，不但要吞食惡果，還要面對一些關于自戀的問題，這里后面會講到。
但如果有一個扭曲的超我蔓延已久。那麼，從外在角度講，就給他創造了一個傾向于撒謊和否認的暗示，誘發其選擇無視或冷漠。
曾奇峰老師說過，人活著是靠四個輪驅動的：力比多、攻擊性、自戀和關系。
身份的喪失，比如降級或撤職，會讓自戀嚴重受挫，并間接的影響到關系，從更深層的角度講，如果一個人有著病理性的自戀，他就會認為自己是完美的，不可能犯錯，也不允許自己受挫，這樣的人會用“嬰兒式的暴怒”（自戀型暴怒）來宣泄自己的情緒。
在近幾年的新聞中，類似案例屢見不鮮。
比如：一個31歲的青年趙某，因嫌棄排在一個前排的女孩取款太慢，產生爭執，后來用兜里的折疊刀將其刺死。
何某帶著自己的女友吃飯期間，遇到幾個熟人過來敬酒，當其回敬時被對方拒絕，何某頓覺沒有面子，雙方因此發生口角，后來拔刀相向，捅死兩人后改名換姓，在流竄期間被抓捕歸案。
恰當的自戀是好的，能讓人的自尊和自我價值感處在一個適合的位置。在上面的事件中，當事人的憤怒和承受的“挫折”不成正比，正常的憤怒在達到目標后，就會消失，或者和當下的情景相匹配，比如：嫌棄前面取款太慢，在內心抱怨幾句，或者敬酒被拒絕后有些不滿情緒，但不至于殺人。
嬰兒式的暴怒則想要完全摧毀讓他受挫的人或事，甚至摧毀后還不“解恨”。
校園霸凌的施暴者，部分人的自戀程度趨近與病理性這一端。
反觀學校的管理者的自戀，雖然沒有達到病理性的標準，但發生了這種事件，第一時間的行為也是掩蓋和否認，而不是解決問題，這也反應出了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自戀，要付出多少代價。
因為真相比謊言更讓他們害怕，他們不愿意看到自己管理的學校能出現這種情況，不愿意去面對自己的疏忽和錯誤，通過否認來隔離自己的羞恥與愧疚。
和這些校長類似，部分被性侵兒童的家長，也持有這種心理，尤其在農村地區，女童被騷擾傳出去后，讓家長很沒有“面子”，孩子長大后也會被“吐沫星子淹死”，本來就受傷的孩子，被照料者在背后又狠狠地插了一刀。
3.
如何改變？
可以參考國外一些國家的做法，設置一些符合人性的規則。
比如，設置舉報霸凌事件的渠道，班主任或校長發現類似的行為，需要第一時間匯報，說明情況。如果是被家長或其他人發現舉報，作為校長和老師需要付出相應的嚴重代價。
發現霸凌事件后，成立調查小組，對施暴者直接懲罰，從口頭警告到開除學籍，甚至是刑事責任，他們的父母會收到罰單，并規定重新對孩子進行教育，下次如果再犯，懲罰將加倍。
這樣的規則可以逆轉博弈，在外在制度上，建立一個預防霸凌的流暢的機制，讓超我重新起到一個正向的作用。
我國現有的機制是，事情曝光以后在處罰，對預防霸凌和兒童性侵的過程沒有監督，往往以“他還是個孩子”的借口模糊過去。這句話作為施暴者的家長，可以掩蓋他們的羞愧和自責，不必面對教育失敗的自戀挫敗，也可以逃避懲罰。
這些“霸凌者”往往存在相似的心理防御機制，被“霸凌者”也是如此。
比如，有的孩子僅僅因為同學在騎自行車時，超過了他，就進行毆打。這要就要考慮自戀的問題。
我曾經接待過一個“好斗”的學生，他父親的教育方式簡單粗暴，來訪者察覺不到對爸爸的憤怒，卻在學校經常因瑣事毆打同學，這就要考慮“與攻擊者認同”這樣的心理防御。
按照他的話說：“我不打倒他，他就要打我，要對著頭狠狠的打”。來訪者的父親在家里就經常扇他嘴巴子。
而被“欺負”的孩子，往往心理邊界不明顯、內向或是在家里也經常被虐待，施暴者似乎能敏銳的“捕捉”到這樣的信息，然后進行欺凌，這就要考慮所謂的“投射性認同”，受害者的氣質往往能“勾引”霸凌者。
家長和學校老師如果能掌握相關知識，在平日留心觀察，甚至使用某些心理評測手段為輔助，可以最大化的降低霸凌事件的出現。
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作為家長或學校的管理者，要充分的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，關注自己的自戀，在配合恰當的制度，才能孩子們安全、快樂的長大。
有人說，一個國家的強盛，是在小學的講臺上完成的，這強盛的背后，一定有一個健康的人格在支持。
作者：劉曉凡 筆名劉昊、漢尼拔的晚宴，心理學界不可多得的精神病型人才。祝各位伙伴能踏實的工作、深刻的愛以及開心的玩。
